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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敏河金榜政治学苑

全国教育课程改革先进个人、东三省十佳政治教师、黑龙江普通中学首届最佳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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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李海,高级政治教师,多年担任高中毕业班的思想政治教学工作,高考成绩优良。在省级以上专业报刊发表教研文章600余篇,主编合著教学用书、校本教材28本,21项科研成果获市以上奖励,被国内多家杂志社聘为特约通讯员或特约编辑。曾任学校政治教研组长,校科研室主任。荣获过市级教学能手、市级教育科研能手、市级德育先进工作者、市级优质课竞赛壹等奖、市级优秀课题主持人,省级教学设计壹等奖、省首届说课大赛壹等奖、省级优秀指导教师、黑龙江省普通中学首届最佳教师,东北三省十佳政治教师、全国教研骨干教师、全国教育课程改革先进个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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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宝华峪陵寝的兴废看道光帝的性格  

2017-06-19 09:33:08|  分类: (13)【历代帝王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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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宝华峪陵寝的兴废看道光帝的性格

一、道光皇帝有着虚伪和犹柔寡断的性格特点。道光皇帝旻宁在位30年,终年69岁在清朝诸帝中可以算得上享年较久、寿命较高的一位了。纵观道光帝的一生,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恪守祖宗成宪,另一个是崇尚节俭。然而,他营建自己的陵寝前后竟用了15年之久,占了他在位时间的一半,在清帝中建陵用时最长;他的陵寝东建西迁,两建一拆在清帝中耗银最多。在建陵一事上暴露出了他的虚伪和犹柔寡断的性格特点。

1.不遵祖训,劳民伤财。道光皇帝从即位那一天起,就不厌其烦的反复表白自己处处 敬天法祖恪守成宪。他说:规模制度、典册具存,朕何敢更易?一守成宪,犹恐不及,何好恶之有?他还说:朕办理庶务,咸遵旧制。祖宗成宪成了他处理国家大事的基础和准绳,然而他在为自己卜择吉壤、营建陵寝一事上与他的表白大相径庭,显得十分虚伪。清入关后不久,就把河北遵化昌瑞山一带划为皇家陵园,第一帝顺治和第二帝康熙先后葬在了那里。第三帝雍正改弦易辙,把他的陵寝建在了易县泰宁山下,从此出现了东陵和西陵两个陵园,这就为以后的清帝提出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以后陵寝应建在东陵,还是建在西陵?首先遇到这个难题的是第四帝乾隆。他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想出了一个兼顾东西两陵园关系的方法,他说:向例皇帝登基后即应选择万年吉地。乾隆元年(1736年),朕诏登大宝,本欲于泰陵附近地方相建万年吉地,因思皇考陵寝在西,朕万年吉地设又近依皇考,万万年后,我子孙亦思近依祖父,俱选吉京西,则与东路孝陵、景陵日远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申爱慕。是以朕万年吉地即建在东陵界内之胜水峪,若嗣皇帝及孙曾辈,因朕吉地在东择建,则又与泰陵疏隔,亦非似续相继之义。嗣皇帝万年吉地自应于西陵界内卜择,著各该衙门即遵照此旨,在泰陵附近地方敬谨选建。至朕孙缵承统绪时,其吉地又当建在东陵界内。我朝景远庞鴻,庆延瓜瓞,承承继继,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一脉相连,不致递推递远。且遵化、易州两处,山川深邃,灵秀所钟,其中吉地甚多,亦可不必于他处另为选择,有妨小民田产,实为万世良法。我子孙惟当恪遵朕旨,溯源笃本,衍庆延禧,亿万斯年,相承勿替,此则我大清无疆之福也。我们把乾隆帝的这一方法简称为 昭穆相建。乾隆帝唯恐他的后代子孙不按他的办法行事,此敕旨发出后两个月,他再一次重申了他的这一旨意:前经降旨嗣后万年吉地当各依昭穆次序在东西陵界内分建,不必另卜他处。……遵化、易州两处山川灵秀宽广,其中吉地甚多。我子孙务须恪遵前训,永垂法守,断不必另择他处,有防民业!真可谓千叮咛,万嘱咐,苦口婆心,用心良苦。乾隆帝为了推行他的这一方法,不仅率先垂范,把自己的陵寝建在了东陵,而且还在西陵为自己的儿子嘉庆皇帝确定了万年吉地。

乾隆皇提出的 昭穆相建确实是一个均衡东、西陵关系的良策,如果他的后代子孙能恪遵此旨,昭穆建陵,世世勿替,会省去无穷的麻烦。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道光皇帝是乾隆的孙子,39岁即位就开始操办自己的百年后事,他明明知道皇祖有 昭穆相建的谕旨,自己应在东陵择吉建陵,他却没有这样办,执意想在京西的王佐村营建陵寝。道光帝为什么想把自己的陵寝建在王佐村呢?原来那里埋葬着与他共同生活了13年之久的结发之妻——孝穆皇后。道光帝想把王佐村的孝穆皇后的墓地改建成皇帝陵。他即位后就派大学士戴均元、户部尚书英和等人前往王佐村相度。道光帝这一公开违背祖训的做法遭到了群臣的强烈反对。大臣们一致要求道光帝 式遵祖训仍于胜水峪附近地方钦派大臣率同通晓堪舆之人敬谨选择,以昭慎重。大臣们并以 王佐村福地随龙水道既不合水法,又因碍于畚筑不能添建宝城,亦于体制未符为理由,奉劝道光帝放弃在王佐村建陵的想法,道光帝见群臣意见名正言顺,句句在理,自觉心虚理亏,于是被迫改口说:万年吉地仍按昭穆相建,所议甚是。皇祖高宗纯皇帝垂训,我朝景运庞鸿,继继承承,吉地依昭穆次序东西递建,洵为万世良法。朕自应恪遵成宪,于东陵界内选建万年吉地。经戴均元、穆克登额等人详加相度,并经道光帝的钦定,最后万年吉地确定在东陵界内的宝华峪,并于道光元年(1821年)十月十八日卯时开工。宝华峪陵寝历经六个寒暑,于道光七年(1827年)秋全工告竣,同年九月将孝穆皇后葬入宝华峪陵寝地宫。

道光帝建陵一事按说至此可以暂告一段,就等道光帝百年之后了。始料不及的是,陵寝建成第二年,即道光八年(1828年),地宫里出现了渗水,因未设龙须沟,渗水滞留地宫,浸湿了孝穆皇后的棺椁。道光帝极为震怒,严惩了办工大臣。陵寝依山而建,地宫又深在地下,地宫里出现渗水并不奇怪。裕陵完工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当年地宫里就出现了渗水。乾隆帝经过反复思考,找到了渗水原因,于是将地宫 铺成一层,费无数工作,使得坚固。宝华峪地宫完全可以以裕陵为例,修补地宫。退一步讲,即使重建地宫,或在东陵界内另卜陵址,也要比搬到数百里之遥的西陵重建要节省得多,同时还不违背昭穆相建的祖训。当时确有一些有见识的大臣,提出就地修理地宫,或在东陵另卜陵址的建议。如署热河都统松筠就建议在 孝陵之右、裕陵东北一带,可否令精于堪舆之人详加履堪。道光帝却批道:朕自有主见,徐为之。实际上是不想采纳。

宝华峪地宫出现渗水以后,道光帝以此为理由,废弃了刚刚建成一年的陵寝,派出了许多心腹重臣在遵化东陵及京畿一带重新相度万年吉地。经过3年的卜择,最后选中了西陵界内的龙泉峪,并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一月兴工,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建成。自道光帝把陵寝从东陵搬走后,清东陵界内又先后建起了2座皇帝陵、2座皇后陵和2座妃园寝。既然东陵还有如此之多的风水宝地,道光帝为什么不在东陵择建?乾隆帝一再告诚他的子孙断不可另择他处建陵,有防民业。可道光帝仍派多人赴丰润、平谷、房山、蓟州一带相度陵址。道光帝明明知道有 昭穆相建的祖训,自己应该在东陵择吉,可他却非要搬到西陵重建不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 恪守成宪 模范皇帝有如此勇气去破坏祖训家法呢?道光皇帝在他的两首诗中泄露了天机,他在诗中说:东望珠阜瞻依近,罔极恩慈慕萦。” “郁郁山川通王气,哀哀考妣近陵区。他在诗的注释中说:皇考仁宗睿皇帝、皇妣孝淑睿皇后奉安昌陵,山川王气,毓瑞钟祥。兹龙泉峪在昌陵之西,相去八里许,五云在望,一脉相承,子臣依恋之忱,庶符夙愿也。简言之,就是龙泉峪紧靠昌陵,可以长倚父母膝下,达到他 子随父葬的夙愿。在建陵一事上,道光帝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给人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他并不知悔。他在前面提到的御制诗中说:毋谓重劳宜改卜,龙泉想是待于吾,意思是说不要认为他的陵寝由东陵改建到西陵是劳民伤财,龙泉峪是上帝赐给他的,这是天意,因而是合情合理的。可见道光帝平日反复表白的 恪遵成宪节俭爱惜民力完全是假的。

2.改变祖陵传统形式,另创新陵制。顺治皇帝的孝陵是清朝在关内营建的第一座皇帝陵,以后次第建起来的景陵、泰陵、裕陵、昌陵都以孝陵为模式,规制上没有重大改变。以 恪遵成宪著称的道光皇帝本应更毫不迟疑地效仿前五陵规制营建自己的陵寝,可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在兴建龙泉峪陵寝时,道光帝没有沿袭传统规制,而是自己独出心裁地另创了一种新规制。为什么要这样呢?他自己是这样说的:朕于嘉庆二十三年随侍皇考仁宗睿皇帝巡幸盛京,恭谒祖陵,瞻仰桥山规制,实为万世法守。朕敬绍先型,谨遵前制。意思是说他的陵寝是仿照关外祖陵规制建的。事实上龙泉峪陵寝既没有全部仿照关外祖陵规制,也没有完全摒弃关内五陵规制,而是东拼西凑,同时又加进了他的独创,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新规制。道光十一年,龙泉峪吉地承修大臣穆彰阿等秉承道光帝旨意拟定了陵寝规制,绘图贴说,奏请钦定。道光帝阅后。作了局部改动。他兴奋之余,赋诗一首,其中一联是:岂敢上沿诸制度,或能后有一规模。这就清楚地暴露了他创建新陵制的用意,原来他是希望改制后的自己的陵寝能够成为后世子孙们效仿的模式。明明是自己独创,却说模仿祖陵,这是道光帝虚伪性格的又一表现。

3.只说缩减,回避增华。道光帝在一系列建陵谕旨中,不厌其烦地说:规制缩减一切务从俭约不许纷繁,实际上又怎样呢?诚然龙泉峪陵寝在一些地方是缩减了规制,如裁撤了方城、明楼、二柱门、石像生;地宫由九券四门改为四券二门,不刻经文佛像;大殿由重檐五间改为单檐三间带回廊等。但在其他方面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陵寝门由传统的三座琉璃花门改为四柱三间的石牌坊。这座石牌坊仿木结构形式,完全用巨大的青白石构筑而成,用工之浩繁,花费之巨大,远远超过传统的三座琉璃花门。隆恩殿及东西配殿的木构件全部使用珍贵的金丝楠木。这种木料极为珍贵,产于我国的川、广、云、贵等省的深山之中,产量很少,采运非常艰难。到了道光年间,楠木更为稀少,特别是大件木料极难寻觅。在营建宝华峪道光陵时,木料大部分用的是采自东北吉林的黄松。而龙泉峪陵寝三殿的木料竟全部是楠木,仅此一项就不知要多耗费多少钱财、民力!慕陵三殿的每块天花板上都用高浮雕手法雕刻一条云龙,龙头朝下,栩栩如生。举头上望,但见龙头济济,十分壮观。三殿的雀替上、隔扇的裙板上也都雕刻着半立体的云龙。据不完全统计,慕陵三殿的天花板、雀替、裙板上共雕刻姿态各异的云龙达1318条之多,几乎成了龙的世界,令人惊叹不已。这种装饰不仅在明清两朝皇陵中独一无二,就是在紫禁城中也未见到。干摆,俗称磨砖对缝,是最高级最复杂最费钱的一种砌墙工艺。陵寝宫殿的围墙、山墙、后檐墙大都是下肩干摆,上身糙砖灰砌,然后抹泥刷浆。以奢糜腐化著称的慈禧,在重修她的陵寝时也只是把三殿的山墙、檐墙改为干摆,而道光帝的慕陵不仅三殿墙体全部干摆,就连围墙和宫门的扇面墙也全部干摆。这种做法在明清两代皇陵中也无二例。这无疑又大大增加了建陵的费用。既想缩减又为何增华?可见道光帝所标榜的 黜华崇实、务从俭约 是何等的虚伪!

4.不遵祖制,自定陵名。按清朝陵寝制度,帝、后陵的名称应由嗣皇帝确定。可道光帝却不遵此制,而是自定陵名。道光帝把自己的陵寝硬说成是因仰慕关外祖陵规制而仿建的,因此他很希望自己的陵寝将来能定名为 慕陵,但又不便直说。他经过一番冥思苦想之后,终于想出了一个方法。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三月,道光帝展谒西陵。他谒完泰陵、泰东陵、昌陵之后,便来到了龙泉峪陵寝。他挥笔写了一道早已想好的谕旨:敬瞻东北,永慕无穷。云山密迩,呜呼,其慕与慕也。然后把18岁的皇四子奕詝(后来的咸丰皇帝)和17岁的皇六子奕訢召到御座旁,命他二人恭读这道谕旨。读罢,将谕旨藏在大殿东暖阁内。咸丰帝即位后,反复诵读这道谕旨,再三思考其中含意,猛然醒悟,明白了皇父的用心,立即决定将龙泉峪陵寝命名为 慕陵

5.不建功德碑,却允许写碑文。 道光帝死时留下一条遗嘱,不让给他建圣德神碑和碑亭,理由是 实无称述之处,不能与他的列祖列宗相比。但他又说:嗣皇帝即欲撰作碑文,用申追慕,即可镌于宫门外之碑上……碑文亦不可以圣神功德字样率行加称。不让树碑立传,心中又有些不甘,明明知道儿皇帝在 追慕文中会对其父大肆歌功颂德,但还装模做样地不让用圣神功德字样相称,其何等地虚伪!以上几例足以说明道光帝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

二、犹柔寡断、反复无常是道光帝的又一性格特点,这在他建陵一事上同样有诸多表现。

1. 吉地选在何处,举棋不定。前面已经讲过,最初道光帝是想把王佐村的孝穆皇后墓地改建为他的陵寝,经大臣们反对,才被迫改在东陵界内的宝华峪。宝华峪陵寝地宫出现渗水后,又曾在东陵一带踏勘过,随后又派出多人到丰润、房山、蓟县、平谷、易县等州县卜择,最后以易县龙泉峪不独龙脉蜿蜒,且咫尺昌陵,得遂依依膝下之素志而中选。从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出在选择陵址上他没有一个坚定的态度,处于游移不定之间。

2. 反复变改奉移、奉安日期。道光七年(1827年)秋,宝华峪道光陵、妃园寝及许家峪公主园寝全工告竣,道光帝决定将葬在王佐村的孝穆皇后、皇长女端悯固伦公主和暂安在静安庄静安庄的二公主、平贵人、皇二子棺椁迁葬东陵。经钦天监择吉,孝穆皇后、端悯固伦公主于九月十六日起送。并将这个日期通知了有关各衙门。没过几天,道光帝谕令,将平贵人等起送日期改为九月十四日。宝华峪地宫出现渗水后,将孝穆皇后梓宫从地宫移出,道光帝初步决定将梓宫暂安于妃园寝享殿,通知东陵守护大臣做好准备,并派总管内务府大臣敬征、阿尔邦阿办理此事。正当敬征等二人紧张筹办奉移暂安事宜之际,四月十五日、十六日连续接到由驿站递交来的军机处廷寄谕旨,原来道光帝改变了主意,决定将孝穆皇后梓宫改在宝华峪大殿暂安。道光九年(1829年)四月十三日,道光帝谕内阁:著于五月初四日寅时先奉移孝穆皇后梓宫暂安宝华峪正殿,是日午时再移请神牌于东配殿。刚过两天,又改为 五月初四日奉移孝穆皇后梓宫、神牌著俱用寅时,先将神牌安奉宝华峪东配殿,再移梓宫安奉正殿。道光十五年(1835年),西陵境内的龙泉峪陵寝建成。决定于九月初七日奉移孝穆皇后梓宫往西陵,以后又将奉移日期改为八月二十日。孝穆、孝慎二皇后梓宫原定于道光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举行奉安礼,葬入地宫,以后又改为十二月十一日举行奉安礼。

3. 多次调换办理奉移,奉安事宜的大臣。仅以孝穆皇后,孝慎皇后梓宫奉移西陵为例。道光十四年(1834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道光帝命惇亲王绵恺、工部尚书王引之、礼部右侍郎文庆敬谨承办孝穆皇后梓宫至龙泉峪典礼。道光十五年(1835年)正月二十一日又 添派工部尚书敬征恭办奉移孝穆皇后梓宫至龙泉峪典礼。道光十五年闰月六月二十四日又,添派工部右侍郎赛尚阿恭办孝穆皇后梓宫至龙泉峪事宜。道光十五年七月初二日又 添派礼部尚书恩铭恭办奉移孝穆皇后梓宫典礼。道光十五年七月十八日,又颁谕旨:本年孝穆皇后梓宫由宝华峪奉移龙泉峪,所有前派赛尚阿一切差使著改派工部尚书何凌汉敬谨承办。道光十五年八月初三日,内阁又奉上谕:本年八月孝穆皇后梓宫奉移龙泉峪,所有沿途芦殿内步军统领衙门应行预备激桶差使,前派赛尚阿督率照料,著改派礼部尚书恩铭。

4. 反复调换相度吉地大臣。道光八年(1828年),发现宝华峪地宫出现渗水后,道光帝随即派出许多大臣到京畿附近各地重新相度万年吉地,直到道光十年(1830年)夏季尚未找到一个遂心的佳壤,道光帝很是着急。为了加紧办理此事,他认为必须 事权归一,斯责无旁贷,于是,于道光十年闰四月二十四日下令,将 所有相度之事著责成禧恩、耆英、那彦成三人公同经理。一个月后,即六月初一日,道光帝又将那彦成撤回,著派敬征会同禧恩、耆英专司其事。三个月后,即九月初五日,道光帝又谕军机大臣等:禧恩、耆英著即回京,所有相度事宜,著敬征会同容照、奕经详细履勘。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内,原派的禧恩、耆英、那彦成3人全部被换掉。可是道光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一道上谕中又说:禧恩等于西陵红椿内选勘万年吉地,朕本日亲临阅看,形势甚合朕意,著名为龙泉峪。这说明,在道光十年九月初五日让敬征、容照、奕经专司相度之后,又派出了禧恩继续相度万年吉地。反反复复,真是令人捉摸不定。

5. 因临时变更,七公主葬地至今不明。许家峪的端悯固伦公主园寝内,道光十一年(1831年)又葬入了皇三子。皇七女早殇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道光帝决定将皇七女也葬入端悯固伦公主园寝内。京师总管内务府通知东陵内务府在这座公主园寝内添建砖池一座(葬人的坑,用砖砌成池状),估算用工料银183381厘。不知是什么原因,道光帝又改变了主意,并未将七公主葬在这座公主园寝内,七公主葬于何处至今尚不清楚。

6. 明令不让建方城明楼,死后又后悔。道光帝为了表示自己俭约,在营建龙泉峪陵寝时,裁撤了方城明楼,可是后来道光帝在遗嘱中又说:万年后著于明楼碑上镌刻大清某某皇帝清汉之文,碑阴即可镌刻陵名。道光皇帝明明知道自己的陵寝未建方城明楼,自然无碑石之设,为什么他还这样说呢?不言而喻,道光帝是后悔了,因为陵寝规制是自己设计批准的,不好意思再让添建,只得采取这种隐晦方法让嗣皇帝补建。这既说明了道光帝的虚伪,也反映了他办事反复无常 。新即位的咸丰皇帝读了他皇父的朱笔遗谕以后,明白了其中的用意,于是派大臣去办理添建慕陵方城、明楼工程事宜,很快制定出了设计方案,绘出了施工图纸。这张图纸现仍珍藏于国家图书馆。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添建方城明楼工程没有付诸实施。

道光的虚伪、犹柔寡断有时竟到了反复无常、蛮不讲理的程度。道光十年(1830年)闰四月二十四日的一道谕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谕旨中说:朕御极之初,因孝穆皇后安厝王佐村已阅十年,即欲就该处形势改建 万年吉地,特派戴均元等带领熟谙堪舆之人前往相度。旋据覆奏,王佐村丈尺规模不符定制,地亦未臻全美,仍请另择吉壤,以昭慎重。嗣经戴均元等勘定宝华峪,开工经营。地势既非美善,工程又不坚固……” 这段谕旨说明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把万年吉地改在东陵择建,道光帝是不情愿的、是被迫的,因而他当时所说的 所议甚是 询为万世良法是口不应心、是假话。二是宝华峪虽然未经道光帝亲临阅视,但戴均元等已将那里的形势绘图贴说,向道光帝作了详尽奏报,道光帝为慎重起见,又派当时的礼部右侍郎吴煊、工部左侍郎穆彰阿带领精通风水的人员前往宝华峪详慎复勘,最后经道光帝亲自批准。在宝华峪陵寝施工当中,道光五年(1825年)二月,他曾亲临时实地阅视工程。当时不仅未提出任何异议,还重赏了办工大臣官员。但道光帝却说宝华峪 地势既非善美,不满意那里的风水形势时,想把责任推到戴均元等人身上。三是道光帝在护送孝穆皇后梓宫入葬宝华峪地宫时,曾详细阅视了宝华峪形势和陵寝工程,他 见万年吉地工程坚固完整,龙心大悦,对办工大臣官员再一次大 见万年吉地工程坚固完整,龙心大悦,对办工大臣官员再一次大加奖赏。可是这次又说 工程又不坚固,真是出尔反复无常。

道光帝在御制诗的注释中说:予因宝华峪办理不善,规制又拂朕意,不能不改图吉壤。道光帝把陵寝的搬迁理由归结为工程不善和规制不称心。其实,地宫出现渗水既可以就地维修,也可以在东陵界内择地另建,完全不必拆迁西陵。营建宝华峪陵寝和营建其他帝陵一样,事前要把图纸、烫样呈交皇帝审阅,御批后方能动工。道光帝对他的陵寝更是异乎寻常地关注,从地宫的装修到石像生形体的大小,从享殿的举架高矮到井台上是否起建亭座,从二柱门的裁撤到门窗饰件上是否镀金,他都详加指示,一一过问,面面俱到,宝华峪陵寝完全可以说是道光帝亲自设计的。事故出现了,却说 规制又拂朕意,想委过于人,翻云覆雨,蛮不讲理。

道光八年(1828年)九月初,宝华峪陵寝地宫发现渗水,初八日道光帝令敬征 再行详细查勘,必须查出存水之由方好修理。十个月后,即道光九年七月初五日,道光帝却对建议修理地宫的大臣大加指责、讥笑,他说:尚云设法修理者,不知是何肺腑?可笑之至。道光帝自己说修理可以,别人要说修理就是别有用心,蛮横无理到了何种地步!

三、仅通过以上在建陵方面的事例就足以看出道光帝虚伪、犹柔寡断、反复无常的性格特点。其实在他一生的各个方面都有充分的表现,尤其是在他处理国家大事上更有许多给国家带来了损害的事例。

道光帝即位初,踌躇满志,颇有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即位伊始,他就发出了整顿官场陋规的谕令。谕令一出,便遇到了许多大臣的强烈反对之声,道光帝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而是赶紧鸣锣收兵,对反对自己的大臣反而进行奖赏,对首倡此议的大臣英和却进行了惩处。在禁止鸦片烟一事上,起初道光帝也主张严禁,并重用禁烟最有力的林则徐。可是当英军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威胁到他的统治时,他动摇了,又将林则徐革职并发配边疆效力赎罪。批准《中英南京条约》更是活脱脱地勾画出了道光帝犹柔寡断的性格。史料描述了道光帝指令签约前的情景:上退朝后,负手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忽顿足长叹,旋入殿,以朱笔草草书一纸,封缄甚固……盖即谕和诸臣画押订约之廷谕也。道光帝的四位皇后以外,还有妃嫔16位。妃嫔因犯有过失而升降不足为奇,历朝历代皆有,但为数不多。而道光的16位妃嫔中,竟有11位有升降的经历,差不多都是大幅度地升降,甚至是反复升降,比如彤贵妃舒穆噜氏,初入宫为贵人,正当她红极一时最受宠幸之时,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九月初十日,不知何因,突然又降为贵人,连降三级。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才着逐步又升为贵妃。这都反映了道光帝的喜怒不定、反复无党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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